月19日下午，暴雨席卷南京，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躲雨时被水冲走，三天之后，她的遗体被找到。

　　蒋梅花家在距离南京市区33公里外的村子，每天她要4点起床，跟村里人一起坐着面包车横穿长江大桥，才能赶在6点前到单位打卡。

　　南京市雨花台区守正路的滨水步道是今年2月新建设完工的，紧挨着一条两米左右的河道，当地人叫一号沟，一公里后汇入秦淮河gogo体育。通往秦淮河的方向，每几十米有一个涵洞，也是新建的。涵洞上方可以通行，下方也有步道，可以休憩散步。7月19日这天下午三点左右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雨点逐渐密集。绿化工人蒋梅花和她的三位工友跑进了一处有步道的涵洞躲雨。67岁的杨鹏和河道清洁工人徐志宏也在里面。

　　杨鹏是附近小区的居民，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来这里练吹萨克斯。他之前就见过蒋梅花和她的工友，觉得她们“工作很辛苦”：不管是下小雨还是顶着烈日，几个人要么在修剪灌木，要么在整理草坪；只有午间一会，才能躺在涵洞下面的坐台上休息，头就直接搁在台子上，什么都不垫。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，练习的杨鹏有时会停下来等一会。

　　四五天前也下过雨，当时河里的水漫到步道上，随后漫过石台，不过随着雨势减小，水很快就退了。但这一天，水涨得很快，只几分钟，河水从河道漫上了步道，然后过了石台，没有消减的迹象。他们几人迅速站到石台上，前后一溜，最前面的是他，后面是杨鹏，接着是蒋梅花和她的几个同事。

　　雨越来越大，水继续上涨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杨鹏闻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，河水也从清水变得发黄发黑。紧接着，河水卷着浪向他们袭来，“快赶上一辆小轿车的行驶速度”。为了保持平衡，徐志宏喊，“大家用手撑着桥顶。”

　　杨鹏记得，身高170的他和徐志宏头能够顶到桥，个子最小，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的蒋梅花则费力地用双手撑着桥顶。

　　只有几分钟，杨鹏便听到后面传来蒋梅花撕心裂肺的呼喊声，满是焦虑和急迫，“快报警，快打110！快打110！”杨鹏对着拨出去的手机大喊，“我们在贾西路前面一个涵洞下，有六个人被困在这里，你们赶快来救援，要不然就没命了。”但周围全是哗哗哗的水声，他听不见对方的应答，重复喊了四五遍。这时，水已经没过了杨鹏的膝盖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背后传来“啊”的一声，杨鹏扭头一看，最后面的一个绿化工人被冲入水中，紧接着几个人像骨牌一样，一个撞一个，全被卷入水里。等从水里抬起头后，杨鹏瞅着迎面有一块景观石，他全力抱住石头，双腿夹住，才免于被冲走。惊魂未定的他看向远方，发现有1名绿化工人，被步道旁的石椅挡住；徐志宏则被一棵景观树拦住了。路边经过的几个农民工救了他们。

　　个子最小，瘦瘦弱弱的蒋梅花不见了踪影。7月20日，南京市雨花台区水务局通过官方微信“水润雨花”发布的情况通报提到，因瞬时强降雨造成河道水流增大，在桥洞避雨的蒋梅花不慎被冲入水中失联。

　　时一个小时内，南京45个乡镇（街道）的降水量达到20毫米以上，其中双闸街道达到112.1毫米，雨花街道84.5毫米，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73.6毫米，最大小时雨强112.1毫米，为南京近10年雨强第二位。

　　杨鹏觉得惋惜，以前下大雨，他看到南京其他地方路面过车的涵洞，都会有警察在涵洞积水位置值守或是放置警示牌禁止行人通过。而这次出事前，新建的涵洞位置没有提醒，他们几个人也没有安全意识。

　　蒋梅花今年66岁，是两三个月前才到滨水步道附近做绿化工人的。她家在距离事发地33公里外的南京浦口区汤泉街道的陈庄村。村里有1300多口人，以陈姓为主。蒋梅花的丈夫，是上世纪70年代从安徽滁州的一个村子搬过来的，后二人结婚有了一儿一女。

　　他们多是干零活，有不少就是做绿化工人。在涵洞跟蒋梅花一起躲雨的几个人，都是陈庄村的，

　　他们每天要4点起床，一起坐着面包车横穿长江大桥，赶在6点前到单位打卡，下午四五点钟下班，6点多才能到家。

　　汤泉是全国知名的“苗木之乡”，曾以栽种雪松出名。陈山说，村里80%的人都种雪松，最鼎盛时期，“汤泉这边没有一块地是种庄稼的，到处都是苗木。周边五六十公里，北到安徽滁州、南到马鞍山，总共大概10万亩苗木。”陈山说，“其中有6万亩gogo体育，是我们汤泉的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在外租种的。”

　　凭借着种苗木的优势，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，过去十几年里，陈庄村的村民种苗木、贩苗木，经济情况都不错。陈山说，在2005年前后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层小洋房，瓷砖、地板、铝合金门窗是标配。后来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小汽车，许多人城里买了房子。“基本是男的做苗木生意，女的看工人干活，同时负责烧饭。”陈庄村村民、蒋梅花的朋友刘兰告诉本刊。

　　蒋梅花家里也种了十多亩苗木。她的儿子司立军今年43岁，他记得以前上学放假回家都会去苗圃里扛雪松，一棵5米高的雪松，带个大土坨，压得肩膀和腰都会很痛。

　　作为一个没有根底的外来户，蒋梅花家里的情况一直滞后于村里人，村里人盖两层楼房时，他们家还是小平房，但比起种稻谷的农村人，家里还算过得去。

　　但2018年之后，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，随后又碰上疫情，汤泉的苗木行情断崖式下跌。刘兰告诉本刊，2018年，1.5米高的雪松几十块钱一棵，现在五块钱都卖不出去。收树的货商也不来了，以前3月到7月是收树的旺季，货商们把汤泉镇上的宾馆、饭店、歌舞厅挤得爆满，镇上的四星级酒店都需要提前预定，否则就没房。现在宾馆空着，很多饭店都倒闭了。“有的直接当柴火卖，一毛多一斤，荒废的苗木，没人修剪，全长一起糊成一片，密密麻麻的，歪七扭八的，田占着，也不能种粮食，哪有收入，只能出去打工。”

　　在村子里，年龄在四五十岁的村民，女的可以去市区食堂帮工、去售楼处打扫卫生，还有一些人去当保姆，男的则能去当保安，也能开网约车。

　　像蒋梅花这样的，60岁以上的只能去干零工，主要是做绿化，“不要动脑筋，又不要出太大的体力，是最低价值的活。”

　　刘兰说。gogo体育蒋梅花老家的侄子记得，她去年在老家锄过田埂，一天90块钱，工资比较低，到南京市区做绿化工人，工资能多十几块钱。

　　家里的大事小事，都是她管，儿女小时候，蒋梅花总是四点多就起床，洗衣服、做饭、干农活，丈夫只管田里的重活，从不沾手家务，连衣服都是找好交到他手里。“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干活的时候都苦，但总有闲下来的时候，大家会一起打牌，挺开心。”刘兰说，

　　蒋梅花很少打牌，她是村里少有的几个一直在外面找活的，“把打工当做就像上班一样的，今天不做，今天就少挣100多块钱。”

　　2005年，司立军沾上，之后染上赌瘾，输光了手上所有钱，妻子与他离了婚。一直到2021年，他都漂泊在深圳，靠送快递维持基本的生存，女儿的照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亲蒋梅花。“儿媳妇住在镇子上，三四年前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她每天白天在地里干活，傍晚就去镇子上接孙女放学，给孙女做饭，收拾好了再回家。她不会骑车，五六公里都是走着去。”刘兰说。

　　在这些年里，蒋梅花从来没有放弃过他。当时为了尽快还清赌债，司立军必须赶在7点半上班前，去给菜市场送一趟菜，需要5点起床。

　　他担心起不来，母亲就每天5点给他打电线个多月。前年过年回家，母亲还掏了300块钱给他，说“你有钱没钱，都要回家过年”。去年过年，他让母亲不要出去打工，递给她2000块钱，但母亲又还给了他。

　　司立军知道，因为他的赌博，母亲在村里抬不起头。当初，司立军是大队上少有的几个考上大专的人绿化，但沾染了赌博后，邻居会说，儿子没出息，会读书有什么用？相隔几百米的邻居，他们从来不会来串门，母亲也不去跟人交往。司立军知道母亲手头并不宽裕，她一个月的养老金有五六百块钱，一年下来也就6000块，父亲是个强势的人，一直将家里的经济大权攥在手里，母亲想要贴补儿子和孙女，就只能自己赚。

　　吃东西的时候，她总会把好的那块肉给家里人，自己吃带骨头的。家里鸡下的蛋煮了，她从来不吃。她很少买新衣服，很多时候是捡亲戚的旧衣服穿，后来出去打工，总穿着工地上的迷彩服。“她很苦，她的苦，只有一个人受着。她不想我知道的太多，怕给我带来一些思想包袱。她不光是身体苦，内心也苦，身心很疲惫。”司敏说。

　　蒋梅花很少有开心的时刻。儿子司立军印象深的一次，还是2004年国庆节时，那时大学刚毕业的他带着爸妈去南京市区游玩，父母对他期望很高，他也是心气高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开心。